上海地铁4号线，前方大连路到站，报站声会准时响起：“《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唱响，前往国歌纪念广场、国歌展示馆的旅客请在此下车……”一小段播报宛如时光之钥，开启近百年前黄浦江畔风云儿女的往事。
1935年初，成立不久的电通影片公司急觅新的宣传阵地，遂将片场从斜土路2570号的摄影棚旧址迁至原荆州路405号。当年春夏，电影《风云儿女》在此拍摄完成。与此同时，1935年5月3日，7名青年走进衡山路811号、百代唱片所在的红砖小楼，完成了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唱片灌制，金属母盘编号A2395。21天后，《风云儿女》在北京东路780号金城大戏院（现黄浦剧场）公映，“起来！”的歌声第一次在这里唱响。
在杨浦拍摄、在徐汇灌制、从黄浦传播，上海持续挖掘“国歌诞生地”红色基因的过程中，仅仅回溯《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一条在上海的红色叙事链就已是完整清晰的了。从电影到音乐，为什么是上海？为什么如今回荡在每个中华儿女心间的旋律，90年前诞生在了上海？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在民族危亡的暗夜里，用文艺作刀枪，为国而歌？
暗夜星火：左翼音乐发时代强音
虹口区多伦路201弄2号，青灰色墙面、原色木牌，夏征农题写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馆名历久弥新。推开铁门，一楼教室还原了95年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现场：一块黑板、一尺讲台，另一侧摆着若干长条凳。时间在此，百年只是一瞬。
左翼会址纪念馆一楼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发表了瞿秋白译自法语的中文版《国际歌》，他以“英德纳雄纳尔”六字音译了法语单词“国际”，传唱并沿用至今。就在同一期《新青年》里，还有另一首出自瞿秋白的诗作——《赤潮曲》。《赤潮曲》展现了国人的觉醒与斗争，坚信通过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创造“光华万丈涌”的世界。它吸收了《国际歌》的表现方式，如同号角、闪电和枪弹，是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向四万万同胞发出的激情飞扬的呐喊与邀约。“赤潮澎湃/晓霞飞动/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这可以被视作早期左翼音乐的火种。”左联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革命时期，一批具有鲜明阶级立场和热情的外国革命歌曲，如《国际歌》《同志们勇敢前进》《华沙工人歌》等陆续传至国内，并结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情形被填上新歌词，逐渐激发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斗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在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华民族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波及了全国乃至海外，在打破国民党文化“围剿”、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推进中国近代思想发展中留下深刻印记。
左联会址纪念馆二楼展区，详细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引领与思想引领。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实施文化战略，强调要“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且要将这种宣传普及到工人群众中去”“并指导在实际问题中如何应用马列主义”。1929年10月，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正式成立，潘汉年任书记。中央文委在平息“革命文学论争”的基础上，推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在上海成立；其后，又相继在哲学社会科学、美术、戏剧、世界语、新闻、教育、电影、音乐等各条战线成立左翼文化团体。
1930年2月16日，上海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交叉口，一家由挪威人经营的公啡咖啡馆招揽着往来过客。二楼的一间包房内，一群文化人正在此“聚餐”，就坐的包括鲁迅、冯雪峰、柔石、夏衍、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彭康、钱杏邨、蒋光慈、洪灵菲、戴平万等人。这也是在时任文委书记潘汉年的主持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最后一次筹备会议。鲁迅在日记中为这次活动留有一笔：“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1930年3月2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鲁迅为旗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华艺术大学成立。
左联成立后，其机关刊物《大众文艺》曾连续发表有关文艺评论的文章，介绍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号召音乐家们要创作出能为工农大众接受的“新兴的音乐”。1932年7月，聂耳在《电影艺术》上发表《中国歌舞短论》，直言艺术要深入群众。这篇短文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文艺界激起涟漪。
1933年2月，聂耳、任光、张曙、安娥等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讨论创作群众歌曲，探索中国新兴音乐发展的道路。聂耳记下那天的细节：“《生路》给我们的是：苏联五年计划的建设者不是社会的上层人物，而是大众；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群众的力量。任光、安娥、槐秋我们四人在一家天津小馆吃饭。他俩说着法语，我俩说着她和老金的事。音乐研究会，从今天开始，他改正我很多在‘乐句’与‘味儿’上的错误。”
1933年6月3日，聂耳在日记中，对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进行了初步定义和解答。“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这是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音乐和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的新的内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的态度。”他写下自己的思考：“接受革命的作曲家们试图这种要求，但是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不是容易的事情。”“旧时代的作曲家们，跟从革命前确立的方法继续作曲；他方面，革命产生的新时代音乐家们，根据对于生活和艺术不同的态度，贯注生命。”
1933年，聂耳创作的《开矿歌》《卖报歌》开始传唱。1934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小组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聂耳、任光、张曙、安娥、吕骥等。90年后，中共四大纪念馆在左翼音乐小组成立90年之际专设了展陈，展览名“时代强音”。在中共四大纪念馆研究部负责人顾良辉看来，“何谓‘时代强音’，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是抗日救亡”。
烽火接力：中国电影发源地也是国歌唱响地
今天的荆州路151号，国歌纪念广场占地2.7万平方米，开放式的圆形广场呈唱片造型。广场中央，一座12米高青铜主题雕塑静静矗立，其造型为历经烽火与历史洗礼的国旗，一把青铜长号如利剑破空，像是正在吹奏出嘹亮的音节，一叠叠唱片簇拥着长号、托起了国旗，万众一心的合奏由此开始。由纪念广场步入下沉式展厅，便是国歌展示馆了。
近百年前，这里是进步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激励人民奋起反抗。澎湃激荡的时代风云，催生了抗日主题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主任张栓中说，《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诞生的过程，既折射出民族精神，也彰显红色文化为城市注入的精神底色。
事实上，在党的电影小组指导下，左翼电影人成功制作了70多部反映政治风云、社会问题、民生疾苦和国家危难，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为一体的经典影片，开辟了中国电影民族化、大众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培养了一大批电影文化新生力量。
就在左联成立后次月，即1930年4月，田汉在《南国》月刊发表的检讨长文《我们的自己批判》，反思自己思想中的浪漫感伤倾向，公开表示转向无产阶级，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带动一大批文化人士参加左翼文化队伍。《风云儿女》中，青年诗人辛白华的故事正是时代的缩影。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决然冲破个人情感的藩篱，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当目睹挚友牺牲前写来的绝笔信，辛白华发出悲怆而坚定的誓言：“朋友，我一定不使你失望，我也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长城上的雄鬼！”田汉在此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男主人公以《万里长城》之名创作长诗，《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长诗的最后一节。
今黄浦剧院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上映。“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歌词，亦是片中诗词。《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映当天，人们争相购票，剧场座无虚席。当《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时，全场群情激奋，观众纷纷起立，伴着旋律发出心中积郁已久的呼喊。随着影片的持续放映，这首歌的传唱度不断提高，在同仇敌忾的群众聚会上，在爱国学生的游行队伍中，在开往前线的部队行军途中，都响彻着《义勇军进行曲》铿锵有力的歌声。
在上海电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许朋乐看来，《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映，是“为民族呐喊发声的电影与‘国片之宫’双向选择”，是满腔家国情怀的电影人从创作到放映的一次烽火接力。
金城大戏院，是时代的产物，在中国民族电影肇始阶段应运而生。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电影破茧问世成为一种全新时尚的娱乐形式后，作为开风气之先的国际名城，上海自然成了世界电影公司竞相抢占的宝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继出现了大光明电影院、国泰大戏院、兰心大戏院等造型美观、装潢考究、环境舒适、设施先进的豪华影院。但这些影院放映的几乎都是进口影片。”许朋乐回忆，此时，中国的民族电影制片业在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大获成功后，吸引了民族资本和本土文化人士。柳中亮、柳中浩两位熟谙商业之道又满腔赤诚的年轻人认识到，本土电影一定会突破进口影片的垄断，吸引更多的电影拥趸。1930年，他们先在南京新街口小试牛刀，兴建了柳家第一家名为世界大戏院的影院。经过市场考验，他们决定在上海造一家只放国产电影的影院。
1933年，金城大戏院在北京东路、贵州路的交会处破土动工。柳氏兄弟对这座未来只放国产电影的影院，不计成本，聘请上海滩著名设计事务所——华盖建筑设计事务所担纲设计。该所设计师不仅熟悉纯粹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且在设计理念中能熨帖地融入中华文化的精华、上海文化的特色，以及本土观众的审美情趣，同时也遵循了柳氏兄弟坚持的“造型简洁美观”的基调。落成后的金城大戏院，观众厅的座位超过1700个，比大光明影院多了近200个，成为上海滩最大的观众厅。至于座椅、放映和音响设备，柳氏兄弟也毫不吝啬，引进最先进的。在他们看来，国产片刚起步，与进口片抗争，更需要舒适的观赏效果和艺术体验。
1934年2月1日，金城大戏院开业，它专放首轮国产片的策略和宗旨引发巨大关注。开业当天，影院放映了阮玲玉主演的《人生》，产生了轰动效应，也让天一、联华、昆仑、艺华、电通、明星等多家影片制作公司看到了国产片问鼎于世的希望，纷纷与金城大戏院建立影片放映的合作关系。金城依靠这种品牌经营之术，被报界誉为专映第一轮国产巨片的“国片之宫”。
金城大戏院声名鹊起之时，由党的电影小组参与领导、策划和组织的左翼电影亮出了旗帜。这些电影从社会底层、小人物入笔，反映社会现实，揭露阶级矛盾，紧贴百姓生活，像黑暗中点亮的一盏盏明灯，指引人们从昏睡中惊醒，发出心中的呐喊。此时的柳中亮和田汉等共产党员过从甚密，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和影响。同时他也看到了这些影片自身所具有的潜力和价值，毅然决定金城大戏院不但专映国产片，而且对左翼电影给予特别的眷顾。于是《渔光曲》等一批在中国电影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左翼电影，在金城大戏院上映了。
1934年6月，《渔光曲》在金城大戏院隆重首映，观众有口皆碑，1700多座位的观影厅只能天天加座加场，一连热闹了84天，创下彼时国产片的放映纪录。之后，《桃李劫》《大路》《人之初》《新女性》《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影片接连登陆金城，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炙手可热的经典名片。而《渔光曲》《毕业歌》《大路歌》《天涯歌女》《四季歌》……这些传唱至今、深得观众喜爱的歌曲，也随着《渔光曲》《桃李劫》《大路》《马路天使》等电影在金城大戏院首映而由此率先唱响。
金城大戏院《风云女儿》放映广告，称其为“初夏中国影坛上一阙胜利的凯歌”
当然策略通，盛况空前的莫过于《风云儿女》。首映之后，该片在金城大戏院连续放映80多场。特别是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回荡在金城圆弧形的穹顶下，发出不可遏制的时代强音。同一时间，电通公司在旗下《电通》杂志推出《风云儿女》特辑，全文刊登田汉撰写的近2万字《风云儿女》电影文学故事，杂志封面的通栏标题即为《义勇军进行曲》。至此，这首充满激情，表达为挽救中华民族危机，同敌人誓死拼搏的歌曲，从上海诞生，响彻全中国，成为鼓舞民众抗日斗志最重要的革命歌曲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提议将金城大戏院更名为“黄浦剧场”，并亲笔题字。今天的黄浦剧场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门厅的宣传语异常醒目——“《国歌》在此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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